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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本国学堂2021-02-22 09: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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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回望一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早年岁月的一些情况,这样可以领略到我们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也可以看到股市拓荒者、探索者付出的艰辛。

时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永进

尊敬的陈雨露校长、简大年副区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演讲以后,也是深有体会。给我出的发言题目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与上市公司创新管理”。我原来许多年一直在政府工作,我也想了想,现在沪港通开通了,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都站在了全球的高位,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回望一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早年岁月的一些情况,这样可以领略到我们领导人的战略远见,也可以看到股市拓荒者、探索者付出的艰辛。

中国股市早年岁月我把它定位到从1984年到1992年这八年,这个轨迹可以说是一直按照四个“化”的方向来发展的,第一个是规模化,第二个是市场化,第三个是法制化,第四个是国际化。

一是规模化。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小飞乐”)股票推向市场,也就是这么一个股票。1986年出现了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开张的时候也只有两个股票。1990年,朱镕基说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搞出来,事先上海人民银行的领导、体改办的领导、还有一些金融专家商量的时候,大家感觉到不太可能,总归要等到100个股票甚至150家上市公司,当时也就是七八家上市公司。在当时的情况,应该说领导是有战略远见的。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开张的时候只有8个股票,深圳交易所知道上海要开张,它也开张了,也是在1990年底,它是5个股票,所以加起来是13个股票。1992年,上海发了认购证,这一年推出了53家公司发了股票,当时的两个证券交易所是属于地方性的,所选的上市公司也是本地的,但股民恰恰是全国的,这一年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因此两个月后成立了中国证监会。所以,规模化是一直我们追求的,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日交易量会超万亿的,1993年的时候,上海证管办为徐匡迪市长准备发言稿,我们期望着什么时候交易量、上市公司数稍微大一点。后来特别是近期上得这么快是没有预想到的。

第二个化是市场化老话讲证券交易所就是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当时搞的时候,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在中国大地上,讲的就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是后来叫的,当时叫国营企业,是国家经营的。搞股份制,搞证券市场,实际上微观、宏观都做了很大的调整,我们讲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实际上是双方或者是多方(投资),特别是股份制,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对于当时从企业微观的角度,包括政府管理角度都是要有很大的调整。因为搞了股份制,钱进来了,机制也要变化,所以市场化,在这个方面,企业和机制如同“水”和“面粉”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不管是国有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外资的也好,最后它要做大,都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都变成一个混合所有制,可是它的原生体,我们可以看清楚它早年是怎么回事。

第三个是法制化。这一条路也是很重要的。我比较幸运的是,在当年参与了一些早期的工作,像上海电真空发B股(人民币特种股票)的时候,跟老外谈判,专门卖给外国人的,用美元计价的,我们跟他们谈判的时候写清楚“适用中国法律”,后来老外感到有点问题,最后他说“请问你们中国法律有没有”?我们没有,都是零,最后呢,是适用英国法律,本来还有“我们管辖”,请问“你哪个地方来管辖”,最后写到瑞典的斯得哥尔摩仲裁院去仲裁了。

第四个国际化。沪港通走到现在,一步一步过来,我感觉这里面都是有逻辑关系的。朱镕基1988年当了上海市市长,搞了上海市外国投资委工作员会,他亲自兼主任。对外他说为了方便记就叫“一个图章”机构,因为老外来上海办三资企业要敲126个图章,因为上海没钱需要外资,实际上是简化了手续和流程,一下子上海引进外资的高潮就来了,我比较有幸作为这个单位的工作成员。当时,就是动脑筋,就是要弄股票,没有依据,很多海外的投资者,他不希望用三资企业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投,希望用股票的形式来参与我们国内的投资。所以朱镕基同志是一个改革派,魄力很大,1990年7月他在海外就讲:“欢迎大家用股票来投资”,当时股票投资的依据是没有的,我们交易所还没有开张,只是1990年4月18号中央宣布上海浦东开发开放。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以后,当时是没有B股的。还要回到1986年的时候,在北京召开“中美资本市场国际研讨会”后,邓小平把上海“小飞乐”的股票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凡尔林,老外一看,股票上写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他说“小平同志,这个股票的名字不是我的,到时候涨价了股票算谁的?”邓小平拿了笔要给他改,他说你改不算的,这个要到专门的地方去办理过户的。当时正好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刚刚开张,原来凡尔林没有计划到上海的,为了这个股票过户他特意跑到上海来改这个名字,当时中国人法制概念不很强,比较随便。所以凡尔林也是我们国际化的见证人,他是第一个外国股东。那么B股就是在1990年朱镕基在海外讲了以后,我们要怀念薛文海,原上海电真空的董事长,他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发股票给外国人,当时有人就跟薛文海讲,你不能搞外资的,他讲“土地都批租给外国人了,我发一点股票有什么问题啊?”有人还质问他“我们要搞共产主义,你不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他说“哪一天共产主义实现前,我就把股票全部买回来”,当时都是顶着很多风险搞的。所以国际化在1991年11月30日,上海推出了全国第一个B种股票,即电真空B股,后来上海又搞了很多B股,还有深圳也搞了一些B股,总量上有一两百家。

这里还要讲一下1991年小平同志,在上海讲过什么话呢?他说“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0年前后,邓小平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他知道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是金融非常发达的,所以他对上海有殷切的期望。中央真正提出来上海要搞国际金融中心是1992年,江泽民同志作为总书记在十四大上提出来的,提出上海要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里我回顾一下证券交易所,特别是资本市场走过的历程是很不容易的。实际上我们四个“化”是并举的,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所以沪港通是最新的成果,这里面有B股,1993年证监会搞了H股,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红筹股等等。

这里面有三个特征,一个就是我们资本市场走过来是曲折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一条路笔直走过来了。从1984年算起到现在是30年,从证券交易所1990年成立到现在只有24年的历史,中间也有很多反复,差一点关掉。小平同志在1992年也讲了“证券、股票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要大胆的试,试了不行可以关掉,关掉可以留个尾巴”。第二个,也的确是奋力前行,资本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有体制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领导人也很有战略远见。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开放倒逼,我们搞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和国际上打交道。2009年,国务院出台19号文,就是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出一个目标,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设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应该说走到现在,很不容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早年设计当中不一定搞得很清楚,但现在规模化、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并行走到现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关于上市公司创新管理,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提一下。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面临着的确要和我们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现状契合起来,不然上市公司的发展还是限制在老套路肯定要出问题的。我有一个判断,中国100多年来的五代企业家,是从中英《南京条约》后1843年上海开埠,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五代企业家,第一代是洋务运动催生的,曾国藩李鸿章推动的,搞了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都是从上海起步的。第二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民族工商业者搞的实业救国当中出现的一大批,如张謇等实业家,他们感觉到要实业救国,他们是作为第二代。第三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1949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严格意义上没有企业家了,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出现的是步鑫生、马胜利,步鑫生是海盐衬衫厂,马胜利是石家庄造纸厂,没有他们也是不行的,他们是从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三家企业很特殊的,在这个时候也出来了,一个是荣毅仁搞的中信,一个是王光英搞的光大,还有一个是刘靖基搞的爱建。第四代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当然以马云为代表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互联网、新金融等等又是一批。现在来讲资本市场国际化,讲上市公司创新管理,就要站在新的起点,老一代作出了历史贡献,到我们这一代,怎么样用好两个市场,就是国际、国内市场,两种资源,国际、国内资源,两种规则,国内和国际的规则,有不一样的要求。而且对于当前的企业家,你搞经营,除了一般的企业的管理以外,还要增加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战略眼光,第二是国际视野,第三是人文情怀,第四社会责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工作才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很大的作用。

今天的会是非常有意义,在上海陆家嘴,又是在沪港通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讨论国际化问题,天时地利人和汇合在这里,“浦江金融论坛”坚持了很多年,我前面参加了几次,每次都有收获,今天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寄予厚望。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陆家嘴金融网